（五）当代中国可以实行宪政吗？齐国在两千六百多年就成功的实施了宪政，这说明宪政并非舶来品，而是中国早就已经成熟的东西，既不存在外来的和尚会念经的问题，也不存在对外来政治思想文化殖民的恐惧问题。

索取而不得，威信就日益降低。由此可见管仲的法制不像后来三晋申韩之法那样，主张严刑峻法，轻罪重罚，而是把刑罚作为与德治一样的一种治理手段，以期达到法立而不用，刑设而不行也，以有刑至无刑。

此人是能够为正事在君主面前力争的。故圣君失度量，置仪法，如天地之坚，如列星之固，如日月之明，如四时之信，然故令往而民从之。在经济上，由于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模式，齐国已经发生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孔子闻而非之曰：泰侈逼上。管仲的宪政思想和王道政治经济学理论被百家争鸣的热闹所屏蔽，被百花齐放的花海所淹没，也因此被中国历史所忘记。

大商人、大金融资本兴起，严重的贫富悬殊，资本不仅奴役民众，而且出现新兴资产阶级可能主宰国家的一国二王状态。独占天下利益的，就会失掉天下。[35]孤军派在解散后，个人的出路选择略有差异，详见邓丽兰：《从法统崇信到革命认同——从孤军派观国民革命时期中国知识界的思想动态》，《福建论坛》2008年第11期，何刚：《以护法始以革命终：孤军杂志同人的政治诉求》，《乐山师范学院学报》第25卷第2期，2010年2月。

[34]《孤军》改名《独立青年》。从这个时候开始，《孤军》对国会产生动摇，公敢绝望地写到:此次法统恢复以后，国会议员们，占了全国惟一的合法机关，负责完成十载未竟的宪法的责任。北方和南方的国会议员想要成立的正式国会俱未成立。(15)对于《太平洋》杂志杨端六盖法律死物也，人活物也;法律躯壳也，人精神也;执死物以求其活动，离精神而冀其行走，世固无此事也的批评，和《东方杂志》化鲁(胡愈之)要是维持法统是能解决一切问题的，那么，辛亥革命后临时约法早就成立，何以一下子就被破坏?何以时局就愈弄愈糟的批评，《孤军》杂志的寿康回应道，有死物的法律，没有活物的人去运用他，当然是没用的;有活物的人，没有死物的法律去限制他，这种人治主义，也是危险的。

[20]公敢：国会的死期近了，载《孤军》第1卷第11期，1923年9月。[15]公敢：评努力周报的政治主张和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载《孤军》创刊号，1922年9月。

[39]李泽厚在讨论严复思想时也指出英国派自由主义政治思想与法国派民主主义政治思想的区别，详见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81页。有学者称这个时代为五代式的民国［2］，也有文章断言，看似寻常实奇崛的1920年代，首先应被视为中国现代革命运动最近之渊薮［3］。肃清：国会议员对时局应取的态度，载《孤军》第1卷第10期，1923年6月。于是，孤军开始倡导不合作运动应为革命运动的预备行为，强调只有消极的不作为，是不够的，须为积极的作为，积极的作为，就是革命运动。

所谓直接行动，包括手枪、炸弹、示威、罢市、罢工、乃至于暴动等手段而言。希贤：《民六民八议员之争》，《孤军》第1卷第2期，1922年10月。有的已经到会了，偏不出席，躺在休息室里，讲条件;有的简直跑到旁听席，说闲话。因此，辛亥革命后，民国创立，实为立宪派和革命派的合流。

今大问题即在中国之银行家是否能组织团体以维持国家信用于不坠，以扶持政府，使之树立政策，可以恢复公私财政之原有的信用。宪政，抑或革命? 这对接受了西方宪政思想又抱有家国情怀的中国知识分子构成了选择困境。

自由主义传统以悲观主义的认识论为哲学基础，民主主义传统以乐观主义的认识论为哲学基础［7］(P．20－21)，而无论是传统中国，还是近代中国，思想的主流都是乐观主义的认识论，觉得社会上有一些先知先觉者，无论是在实然方面，还是在应然方面，都能了解客观的真理，并能将世界上所有的真理会通起来，建立一个完整的体系。这一切，都加强了中国知识分子为民请命的使命感和道德感。

辛亥革命后，曾任福建省政务院秘书长、国会议员。这些议员们，除了钱以外，还晓得甚么叫做责任，甚么叫做廉耻。作为由地缘和学缘集结而生的政论杂志，在创刊号的《孤军·宣言》上，他们声称，孤军的职务，是在供给国民以政治，经济，文化的一般智识，和法律的正当观念。[23]寿康：反抗与合作，载《孤军》第2卷第3期，1924年4月。在上述其间内依法解职或除名的分子，已丧失议员的资格。(26)上文所引思勤《讨论中国改造的一封信》就发表在此一时期的《孤军》上，通过这封信，我们可以看到孤军派在法治理想与革命行动之间的彷徨与犹豫。

民国建立后，宪法架构初具。二、法律人转向革命——以《孤军》杂志为例吊诡的是，一向尊崇法统、标榜法治的《孤军》杂志，却最终选择了危险的革命。

国会信用已经破产，学生青年又是普遍的浮惰，(24)军阀的存在还是那样的根深蒂固，孤军派开始倡导不合作运动，强调与军阀合作是是非不明，会消磨国民的廉耻和生气，推倒军阀的第一步就是与军阀不合作。［8］(P33－34)救亡压倒启蒙，背后则深藏着一个中国知识分子普遍存在的家国情怀与为民请命的使命感。

(6)前美国公使芮恩施认为，中国之将来，全然恃乎财政之领袖。[17]寿康、公敢：建造新中国的唯一的路，载《孤军》第1卷第7期，1923年4月。

[29]详见孟武：《革命理论及革命方略》，《孤军》第2卷第11期，1925年5月。陈氏早年游学日本，学习法政及哲学。等到曹锟贿选成功，孤军派的绝望感和悲愤感达到了极点，寿康撰文说:时局之糟，糟到今日，真可说是糟到透顶了。他们抱持法治的理想，尊重临时约法和国会的法统，对武人干政、急进革命、党治独裁展开了猛烈的抨击，极力呼吁在法律的轨道上解决时局问题。

是应该养成守法的习惯的。公敢、寿康、灵光：答锡符诸君——关于取消约法问题，载《孤军》第2卷第10期，1925年3月。

1923年前后，五四运动后学生辈中多数人显然向着集团主义走，胡适也有意无意间不断跟进，并在这一路向上走得越来越疾，开始了他长达二十多年对新俄和社会主义的向往。此一时期《孤军》所发表的文章，执着于民国法统问题的讨论，认为即使在南北法统分裂的情况下，我们法律的路，现在还未走穷，我们还要向这一条路走，(14)孤军声称这几年来的战争，虽说是兄弟阋墙，毫无意义，究竟大家都争一个法的题目，民国11年来的历史，还是这一点差强人意。

他们希望中国走渐进徐行的宪政之路，不愿意采取罗素建议的苏俄的危险的方法，但是，思勤把肃清(坚持徐行渐进之路)和罗素(建议采取苏俄的急进方法)的观点和理由逐一比较，得出了肃清理由不如罗素所述充足的结论，于是，思勤哀叹:我虽甚望能够达到肃清所说的四平八稳的主张，其奈国势民情之不许我何!虽然思勤明知不能把人命拿来乱试验，但他也指出，今天目睹军阀这样的压迫国民，叫他们无路可走，是无异于制造过激分子。比军阀混战和法统争斗更为复杂的是思想界的风起云涌，百花齐放。

对此，胡适在晚年有清楚的自我供证，只不过，晚年的胡适是在反思自己，认为当时的那种认识是错误的。甘石桥团俱乐部是直系一个重要的贿选场所，为应酬大选事宜，常常通宵达旦。，载《孤军》第1卷第12期，1923年10月。正是这种乐观主义的、提供完整解决方案(而且是最新最好)的倾向，让更具革命性的民主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在近代中国不断得到高扬，终将改良的(真正的)自由主义、宪政主义逼向历史的边缘。

(25)要打倒军阀，不合作运动是不可缺的，然而，只有不合作运动，军阀也是不能打倒的。孙中山的汽车论是国家器械说，但国家并非器械，而是有机体，不能说他树已缀实，此树可以毋绽花而获果也。

孤军终是走上了革命之路。该文认为北方和南方的总统俱不合法。

……这样适用法律，还不是破法，是什么?——这无须我们多费笔墨了。杨端六：《时局问题之根本的讨论》，《太平洋》第3卷第8号，1922年10月。